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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5-14 05:45 评论
这两天有一位读者私下和我进行讨论,话题是全球暖化。即使目前没有被滥用,将来走歪的可能性绝对是有的,所以适当的管制有其必要性。我们所说的全球暖化,相形之下幅度其实很小,完全可能会被不可预期的天然波动压倒。不过我认为他逻辑的最后一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Dyson教授并不是说气候模型所估计的暖化速度有偏差(Bias),而是有比模型作者的估计值更大得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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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读者私聊我,话题是全球变暖。 他在过去十年中发表了好几篇相关文章,与我在《论全球变暖》中所讨论的观点相矛盾。

其实我不是一个适合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因为大气物理不是我的专业,更不是爱好,所以基本上只能接受和转达主流意见。 然而,在我拥有专业知识或至少一些内部信息的领域,现代科学的表现令人失望。

有些因为财团的利益而腐败。 例如,美国医学会的治疗标准已经被制药公司渗透。 有许多新药的副作用比主要作用强得多。 就因为老药的专利都到期了,都被霸王逼着,成了推荐的首选。 有的因为研究组本身的名利,集体选择了容易出论文的假大空说,然后凭借现代学术界论文数量至上的原则来驱逐劣币赶走好钱。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超弦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 就连我信奉了30年的主流理论Cosmic Inflation,也是近两年看了一些新论文才明白,其实是个大傻瓜(后面会详细解释)。 财团和广大研究人员的利益重叠的骗局就更厉害了,比如整个经济学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我在《美国经济学是骗局的另一个标志》《淡水经济学》中提到的”起源于垄断富豪洛克菲勒为创造理论遮羞布而创办的芝加哥大学。 经过一百多年和无数“高手”,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绝对主流。

总结了这些经验,我实在不应该也不敢贸然为学术界的任何主流理论背书。 一年多以前,一位读者问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 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有任何现有的转基因作物需要被禁止或排除。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 转基因生物与经济学一样,背后有财团和研究人员的利益。 即使现在没有被滥用,将来也肯定有误入歧途的可能全球暖化如何避免,所以适当的控制是必要的。

当然,监管要建立在理性、专业、客观的评价基础上,而不是一哄而上的歇斯底里反应,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你的非理性反应将获胜。

像我这样拒绝哗众取宠的评论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一个对立的民主政治环境中,无论你支持哪一方,都是次优的解决方案,损失必须由社会承担所有的。 这些深奥精妙的道理难以解释,但对读者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学术修养、时间、兴趣和接触机会,所以春风化雪而生,不能成为舆论的主流. 这其实是民选制度的先天缺陷之一。

话题又回到了全球变暖。 读者的观点并非他独有。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Freeman Dyson的相关评论。 Freeman Dyson 是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量子场论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更为著名,理查德费曼)。 他与杨振宁同辈,成就相同,年龄相仿,寿命也很长,至今还健在。 戴森的批判是基于上面解释的第二类现象,即研究人员为了轻易发表论文而陷入虚假的问题。 然而,全球变暖争论的另一面是金融集团的利益,所以这里的两极分化与转基因问题不同。

弗里曼·戴森

戴森的科学论据之一是,地球历史上的环境变化是巨大的,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我完全理解这一点。 毕竟在六亿多年前,地球完全被冰覆盖了(至少是几乎完全覆盖,那时候赤道是否结冰,目前还无法确定),这就是所谓的雪球地球。 后来,由于太阳辐射波动、火山喷发、陨石撞击地面、板块漂移、生物反馈等,地表温度波动较大。 我们所说的全球变暖,相比之下其实微不足道,完全有可能被不可预知的自然波动所淹没。

戴森认同近几十年全球变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人为因素,但普遍引用的预测都是基于非常原始的模型,尤其是云、尘埃和地面的影响,计算非常不准确。 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预测中包含的错误被严重低估了。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无心的错误(统计中估计误差的公式基本上假设样本是随机抽取的,并没有被有意识地“选出最好的”;但科学家在建立模型时,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做选择,比如用方程形式的指数还是多项式,首先要主观确定,然后用统计的方法估计它的系数,同时得到误差;做选择的过程of form 被考虑进去了,所以肯定是被低估了。遗憾的是,我看到很少有研究人员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上对这个现象一无所知),也可能是同行压力。 自我提升的需要(这是戴森的观点)。

无论如何,戴森认为,既然学术模型实际上存在相当大的误差,而地球气候本身的自然波动又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人类的政策反应不应该像主流观点所倡导的那样积极而强烈。

戴森教授虽然是高能物理学出身,但兴趣广泛。 成名后,他做过凝聚态物理、天文学和核工程。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大气物理学,因此他对气候学家使用的模型的批评值得一读。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一步逻辑有很大问题。 这是因为戴森教授并不是说气候模型估计的升温速率有偏差(Bias),而是说比模型作者的估计值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举个具体的例子,目前大多数气候模型预测,到21世纪末,地表平均温度将升高2-4℃,即3±1℃。 戴森教授没有给出估计可能有偏差的原因,因此数字 3 仍然是正确的,但 1 是严重低估了。 那么我们假设正确的预测应该是3±3°C,即地表平均温度会增加0-6°C。 戴森教授的逻辑肯定是只关注这个范围的下限:既然升温的程度可能是0℃,就没有必要浪费资源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想读者应该明白他逻辑的谬误: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全球暖化如何避免,重要的是上限而不是下限。 英国谚语说:“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对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的名言“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希望最好的。”)的修改,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 其背后的逻辑理论依据是,这类问题的后果严重程度往往与估计变量呈非线性关系:当变量增加一倍时,后果的严重程度增加远不止一倍,因此总体计算,后果严重程度的期望值高于变量均值对应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