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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池的由来与变迁

以养金鱼闻名的金鱼池历史悠久。 晋建中都时，此地称鱼藻塘。 当时有人用池塘里的水养金鱼。 明清时期，北京盛行金鱼养殖，金鱼养殖基地为金鱼池。

过去，金鱼池中有一泉，每年春天，水向上流，冲刷湖中的脏水和泥土； 鱼苗长大后，水不涨。 冬天，人们将天然冰凿成冰块，放入地窖。 ，第二年春夏供应市场。 金鱼池北面半岛上有金台书院，池西有龙王庙，池东有药王庙。 这些建筑物从东到西排成一条长约3英里的线。 南为天坛北墙，南北长2里余。 当时，金鱼池面积有几十亩。 沿岸水草茂盛，绿树成荫，潭中金鱼游来游去，别有一番情趣。

我爷爷奶奶七代住在金鱼塘附近，利用金鱼塘的湖水养殖食用鱼和观赏鱼（即草金鱼）。 养鱼业最兴盛的时期是清代乾隆年间。 乾隆年间，祖上曾为宫廷养金鱼。 他们有薪俸和朝服，但没有官职。 我家世代以卖金鱼为生。 在 1911 年革命之前，我们一半是私人的，一半是官方的。

1911年辛亥革命，谁占了湖就是他的。 当时徐家是一个大家族，住在牟家井的还有张金玉两家小家庭。 民国成立后，产权不清。 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长曾育军趁势占据了金鱼塘的西半部，将原先的三个养鱼户全部挤到了东半部。 他在金鱼塘的西边开办了一个养鱼场，但没有成功。

7月7日事变后，由于坑垫的出售，金鱼池面积缩小，面目全非。

北京解放时，金鱼池只有几个臭水坑。 为了恢复金鱼池，人民政府挖了一个大坑，安装了栏杆，电灯，绿化了它。 但是金鱼池里原来的泉水已经不流水了。 后来，龙须沟整修时，人们把这个大洞填平，建起居民楼。 至此，北京养金鱼的发源地——金鱼塘只剩下一个地名。

进入中央公园养鱼

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京古建筑陆续开放，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也开放。 开园后，徐家是最早进园养金鱼的。 那一年，父亲才19岁。

当时，中央公园的大部分金鱼都是同仁堂乐家捐赠的。 北京其他一些名门望族也不同程度地捐赠了金鱼、鱼种和器具。 我家也捐了一些鱼苗。 起初，中央公园里只有几种金鱼。 经过人们多年的采集和不断的养殖，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金鱼已经有30多种。 有些金鱼能活 10 到 20 年。

记得中央公园的养鱼场，当时叫知乐鱼（即中山公园养鱼场南，水亭东）。 每年元宵节期间，公园举行冰灯、试火、麦芽龙、烟花汇演四大活动，同时还有金鱼公开展示。 无论白天黑夜，来公园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因为中央公园是全国最早展出金鱼的地方，而且还有宫廷传世的鱼种。 金鱼体短尾大，体型优美，寿命长，颜色鲜艳，因此中央公园的金鱼很有名。 中外人士都非常喜爱。 每年都有很多外省市公园的人来北京找鱼种。

钓鱼钓虫的惨痛经历

在我大约 10 岁的时候，我和父亲一起去中央公园当工人。 我11岁的时候就在挣工资，但是工资微薄。 我们只好靠给外面的一些养鱼户寄鱼虫，买卖金鱼来维持生计。

鱼虫是金鱼的主要食物，金鱼的好坏与鱼虫密切相关。 为了钓活鱼虫，我经常半夜起床，凌晨两三点钟离开，天刚亮就把鱼虫钓上来。 每天来回二十或三十英里。 那时候买不起自行车，只好步行。 北京周边的东郊二门、花儿门、高碑店、崇外龙潭、和外腰尔台、安定门外关、太阳宫等地我都去过。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城门每天都必须关闭。 早走，城门不开，晚走一点，鱼虫便死。 为捕活鱼虫养哪些观赏鱼最挣钱，我常冒着生命危险钻入城墙下的水箅（宽约一两米，铁柱相距半尺至一尺），以躲避军警。哨兵。

记得北平解放前夕，有一天，我出去捉鱼捉虫，走到刑部街后面一幢大房子外，突然肚子疼。 去派出所（派出所主管的派出所）。 警察再三盘问我，我说我在中央公园钓鱼钓虫。 还好我带了居留证和打捞工具，不然他们早就把我带走了。

为了捉鱼捉虫，夏天，我穿着短裤赤脚站在河里。 早春晚秋，河水结冰，我还是光着脚，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泡了两个小时。 鱼虫网是用豆袋布做成的，用来捕鱼、捕虫。 网长十一尺，有喇叭口，直径五十公分。 网柄长1.5米，柄径1寸。 人站在水里，双手用力转动鱼虫网，把周围的水搅成漩涡，中间形成一个深深的漩涡，四面八方的鱼虫逐渐聚集在里面漩涡，大约需要1尺深有鱼虫时才上岸，控水20-30分钟。 有一种大鱼大虫，沥干水后，两三个小时不死，回家后撒在盆里。 这种鱼虫用我们的行话叫做“苍虫”，鱼儿最喜欢吃它了。 带水的小鱼、小虫称为“蜘蛛虫”。 那时候拼命捕鱼捉虫，累、饿、冻、咬、扎的滋味从小就尝遍了。 金鱼是美丽的，但谁能想象旧社会捕鱼捕虫的痛苦。

根据我家世代养金鱼的经验，金鱼的好坏离不开鱼和虫。 两岁以上的大金鱼，宜喂虫。 库房里的虫子营养丰富，鱼吃后长得很好。 在污水中长大的鱼、虫以污水中的微生物为食，体内含有各种营养物质。 有些鱼要养在绿水中，可能是因为绿水中含有各种微量元素。 绿水养的金鱼，色泽纯正鲜艳。 比如在绿水里养的虎头鱼、红帽金鱼、红黄金鱼，在清水中都能映出“黄”或“红”。 养大眼鱼和观天鱼的水比其他鱼更黑、更绿。 养在绿水里的“仰天长眼”，一年后就会转出水面寻找阳光，两年后就会长成大鱼，钓到清水中。 如果他们养得好，他们会很好地翻身。 . 以前这种鱼眼睛外面有三个金圈，现在只有一个金圈，可能跟水质和技术有关。 由于用水、换水、喂食时间等方面要求严格，我爸妈养的金鱼一般都能活10年以上，最好的能活20年。

垂死的金鱼产业

在旧社会，我们养鱼人虽然吃苦，但还是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 我们最喜欢的养鱼业甚至被摧毁，无法正常发展。

敌伪时期，父亲养殖了一对红眼金鱼（又名蛙头鱼）。 后来又培育出一对白色的，头顶上有一个红色的斑点，真是妙不可言。 不久，他被住在铁狮子巷（今张自忠路）的侵华日军司令羽田军六的养鱼户看见了。 父亲不敢惹他，也舍不得给他，就把鱼藏起来，谎称自己死了。 但他没有放弃，每天都会来看望。 处理了好久。 然而，金鱼藏起来后，喂养不当，不久就死了。 我父亲伤心欲绝。

还有一次，一个人带着他的追随者来到公园要鱼。 他们会购买他们认为好的品种。 他的随从多次声称这是杨玉亭（奉派军阀张作霖的首席谋士）之子。 当年，谁敢招惹这些人，就得让他们自己选择。

一些国民党伤兵经常去公园随便钓鱼，破坏了很多金鱼品种。 你劝阻他们，他们就会张口骂骂咧咧，举手打人。 解放前夕，中山公园的金鱼所剩无几，养鱼户纷纷分散，另谋生路。 只有我父亲和儿子还在维护公园。

解放前送鱼虫上府门

旧社会，北京的达官显贵、富商富商，为了美化、装饰府邸庭院，多备有金鱼缸。 流行的流行语“天花板、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肥妹”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解放前，我和父亲经常去这些达官贵人家拜访，也接触了一些名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数次来北平，住在原恩寺兴园。 前日，他的副官让我把鱼送过去。 我来这里后，每天换水喂鱼喂虫。 一天早上，我在给鱼洒虫子的时候，蒋和宋美龄有说有笑地走出大厅散步。 他们看我喂鱼，就过来问我几句。 因为江是南方人，听不懂他说什么，就指着鱼缸犹豫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开了。 李宗仁先生任北平营所长时，住在北长街。 常到他府上送鱼虫换水。 我经常看到他在客厅里和另一个长辈下棋。 他们亲切地问我问题。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位长老是谁。 解放之初，我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他。 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叫刘中华。 解放前，刘是我党的同情者，解放初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 1948年前后，我每天到北平警备司令陈承基府邸送鱼送虫。 陈和他的妻子都喜欢金鱼。 那时候，他们很照顾我的家人。 他们每个月给我们40斤大米，在我被抓的时候还原谅我，这在当时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

父亲在世时，还结识了一些名人，如家住地安门内路西的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军马占山，满族皇室。

解放后与中央首脑一起观鱼

1949年1月，北京解放。 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出将逃亡官僚宅邸饲养的花木、金鱼等采集到中山公园供市民观赏。 因此，中山公园收藏了许多名贵的花草树木和金鱼。

1954年至1955年，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朱主席、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有时清晨到中山公园散步，赏花赏鱼。 我和爸爸陪着团长一起看鱼养哪些观赏鱼最挣钱，随时回答团长提出的问题。 有时，公园举办游园会，中央首脑也前来参加。 他们对工人非常有礼貌和热情。

送金鱼去印度

1954年10月，为庆祝印度总理尼赫鲁60岁生日，我国决定赠送给印度总理一对仙鹤（即丹顶鹤）、一对梅花鹿（孙瑞芳动物园负责）和100条优质金鱼（我负责），作为生日礼物。 寓意“鹿鹤同春，喜庆不止”。 听到上级决定派我随团去印度的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近300年来，我家世代养金鱼，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如此光荣的使命。

我们一行于1954年11月25日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经东道主安排以贵宾身份入住总统府。 1955年1月3日，在总统府后花园，中印两国正式举行了礼物交接仪式。 印方与会者包括尼赫鲁总理、印度外长和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 我国参会人员包括申建代办和我方一行3人（2名工人，1名翻译）。 此外，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许多记者也出席了仪式。 申建代办将金鱼放入玻璃缸中，亲自交给尼赫鲁总理。 尼赫鲁总理亲自将金鱼放入水族馆，随后互致祝贺和感谢辞。 致辞结束后，印方在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桌上摆满了印度特色菜肴，让我们品尝。 主人和客人都站着边吃边谈。 随后，尼赫鲁总理与我方人员一一握手，最后合影留念。 整个仪式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 仪式结束后，印方为我们每人赠送了一件礼物：一条灰色羊毛民族披肩，这是印度名产，上面包裹着印度国旗。 在游览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近两周后，我们乘坐印度空中客车王回国。

回国途中路过香港，正好赶上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送吴努总理回国路过香港。 姚大使设宴款待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我们也应邀出席。 会上，姚大使介绍了我们的印度之行，并介绍了我是养鱼专家。 他还简要介绍了中国养金鱼的历史和各种珍稀金鱼。

1955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到北京，受到有关方面领导人的接见。 此后不久，我奉命带100多条金鱼到深圳，交给在巴基斯坦举办的观赏鱼展。

在这两次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让我深感我国在养鱼技术和出口包装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去甚远。 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用我的一生在祖国养金鱼。

两个养鱼实验

我在中山公园工作时，曾在公园水亭水面的一角用芦苇帘围起来，面积约8平方米，放鱼苗进去试验。 当时，我试着喂少量的熟小米。 一个多月后，金鱼长得很快，也很壮，但体型发生了变化，身体变长了，尾巴也变小了。 后来，一场大雨冲走了实验鱼苗。

第二年，我把实验鱼场的面积缩小到和大木鱼盆差不多大小，不给它们喂食。 结果鱼苗还是长得比盆里养的金鱼快，而且鱼又短又粗，尾巴很大，跟鱼盆里养的金鱼差不多。 一样的形状。 这让我想到，金鱼的体型很可能与盆地面积的大小有关。 在这个实验中，我没有给它们喂食，但金鱼的生长速度仍然比鱼缸里养的快。 是什么原因？ 我查了一些资料，就去拜访了大学生物系的教授。 人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河水中含有各种微生物和一些微量元素，比自来水的营养成分要多； 而且河水中还有一些小鱼小虾，是金鱼的极佳食物。 所以河里的鱼不用喂食就长得很快。

通过实践，我深深地感到，要开展养金鱼事业，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 为了找到科学的饲养方法，我从自己养殖的一些优良鱼类中挑选了100条送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同时，我还给遗传学专家童第洲写了两封信。 有一次，我去研究所的养鱼场交流经验，遇到了李师父。 他把我介绍给童主任。 佟主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向我解释说他所做的是生物遗传学。 他正在给金鱼注射鲫鱼的精子，让金鱼变态。 这个工作和我做的金鱼养殖工作不同，两者不能结合。 童主任虽然不可能和我们合作，但是他讲的一些原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我以后培育和开发金鱼新品种有很大的帮助。

金鱼与外贸

1977年，为打好金鱼出口的基础，外贸部门拟向日本捐赠20至30条优良金鱼，并决定以我当时所在单位地坛公园作为外贸援助单位出口。 他们还配置了墨龙井、五花鲑（五花鲑在中国已经灭绝）等20个日本赠送的优良品种，让我观摩养殖。

我把这些鱼和我自己养的鱼对比了一下，感觉日本金鱼质量好，结实。 后来，个别金鱼因适应水土而死亡。 我解剖了这些死鱼，发现日本金鱼的腹部脂肪很多，肚子里有蔬菜和树叶。 我从外贸部门借了一些日语相关的书籍查阅，才知道金鱼养殖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喂给鱼的食物不是鱼和昆虫，而是合成饲料。 与日本的育种方式相比，我们显然落后了很多。

1978年7月，我国外贸部门在北京故宫举办了由各省市参加的小型纪念品交易会，并邀请外宾参观订购。 会上展出的金鱼中，我养殖的优良品种有20余种。 这些金鱼受到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

广交会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广交会的同志解答了外宾提出的一些问题。 有一天，一位名叫奈良忠雄的日本人向我询问了他养殖金鱼的经验和相关问题。 有人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养金鱼的徐金生。 听完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想和你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交流。” 他回国一个多月后给我写了一封信。 金鱼技术资料分三种，各三四册。

《中国金鱼》作文

早在“文革”前，我就想根据自己几十年养金鱼的经验和积累的一些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金鱼的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身体不好，工作中受到各种打击，一气之下，将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图片全部撕毁焚毁。

近年来，北京一些老金鱼工人相继去世。 越来越觉得，还是把一些老渔工在世时的经验收集起来，留给后人。 如果不早做这项工作，让老人们“带走”这些值钱的东西，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于是，我又开始准备写这本书。

1974年，为考证金鱼的发展历史，获取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到天津、济南、青岛、苏州、南京、杭州、上海、宁波等地实地考察了一个多月，时间为：我自己的费用。

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原主任陈震是我国最早研究金鱼的专家。 他于1957年去世。我曾经拜访过他。 他认为，在杭州六合塔山后水沟发现的红鱼，可能就是金鱼的前身。 到杭州后特地去了这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在这里找到红鱼。 不过在那一带看到了很多杭州的草金鱼，尤其是西湖“花港观鱼”曲廊下觅食的草金鱼，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

过去常听人说，北京西山八大处第八寺，泉水冬不冻，终年有鱼。 红鲤长1.5尺，已有数百年之久。 去济南趵突泉时，看到那里的红鲤鱼比传说中的西山鲤鱼大很多，但人家都说养了几十年。 显然，西山红鲤鱼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通过这次实地考察，我增长了很多知识，也认识了很多同事，对我以后的写书有很大的帮助。

1977年开始，我加紧了资料收集工作，开始写回忆。 我的教育水平很低。 小时候家里很穷，没上过学。 解放后，我只是在夜校学了几年文化。 虽然我有几十年的养鱼经验，但真正写书的时候，困难接踵而至。

写作期间，感谢小舅子、《工人日报》原主编李春鹏（着书）的配合，以及表弟许世英（现天坛养鱼户）的支持. 此外，中国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馆馆长王宏远同志也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 她帮我查了很多资料，指导我制作了《金鱼进化图谱》和《中国金鱼物种进化发展史》图表。 田保发等同志也帮忙制作了金鱼彩图。

在这些同志和许多同行的帮助下，《中国金鱼》一书终于在1981年5月出版，第一版印了100400册。 发售后，迅速售罄。

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光明日报》就此刊登了一篇报道：《养鱼人出书——金鱼世家传人徐金生专访》。 全国各地的人经常来信问这问那。 一些日本人看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后感到很惊讶。

这本书出版后，我感到如释重负。 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为我国金鱼产业的发展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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