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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 每个科室前都排起了长队，但妇产科的候诊区只有两个人坐着。 当记者询问孕妇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表示名额充足，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医院产科“随时”撤单并将合并到另一家医院。 至于为什么裁撤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表示产科仍会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科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妇产科以前是辉煌，年出货量三五千。 这个数字在 2014 年到 2016 年间下降到 1800 左右，但去年跳水到不到 150，缩水了 90%。

2021年8月，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图/视觉中国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巴一家。 北京横河医院是一家二甲高端民营医院。 但近年来产科病人减少，手术无法继续进行。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收购目前处于“谈中”阶段，尚未“领牌”。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16-2021年我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分别达到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万和1062万。 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指出，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在到来。 医院的产科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地方。

过去的肥沃高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医院接生量的高峰期，一共接生300个左右，平均每天10个。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基本没有休息，收治了7位准妈妈，做了4次剖宫产手术部分。”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二孩的需求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政策出台后，很多夫妻都觉得应该抓住生育年龄的尾巴再要一个孩子，”王霞说。 “很多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妻生二胎。” 据国家卫计委当时的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人口总数的40%以上。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16年，北京和全国一样，正处于生育高峰期。 除了二孩的出生，今年出生人口的增加，也是因为前一年羊年被压抑的生育需求有所回升。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喜欢生“龙宝宝”、“猴宝宝”和“猪宝宝”。

当时，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产科“床位难”：“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开天价”……为了应对随着接诊量的增加，北京朝阳医院将7个单间病房改造为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在室外庭院增设床位。 “听说别的院子里也有长凳，编号为一号凳、二号凳……”王霞说道。

当时，为解决妇幼保健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国家卫计委提出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新增8.9万名产科床位，力争“十三五”期间产科医生和助产士人数增加14万人。

民营医院因此看到了妇女儿童医疗的潜在市场。 东吴证券2016年10月发布《妇幼行业专题报告》指出，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健康医疗费用逐年上升，二三政策的实施生育政策、东部地区95%以上城市的产床利用率等条件都是民营妇产医院发展的有利因素。

政策利好，市场前景诱人。 此外，妇产医院对设备的要求较低，资金门槛较低。 大量玩家已经进入游戏。 较早进入市场的妇产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针对外籍人士和北上广高收入人群。 后来进入市场的“莆田系”重点填补了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的空白。 2015年7月，隶属于“莆田家族”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私立医院都摩拳擦掌迎战婴儿潮时，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余亚斌发现当年的出生人数还没有超过2017年鸡年。 从这里，她感觉到送货率开始下降了。 如果说2020年女性生育意愿下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那么2021年复工复产，产科并没有恢复往日的活力，这意味着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难题。既成事实。

有数据可以证明：2016年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接近5800例，此后逐年下降。 到 2021 年，这一数字将降至 2,000 多一点，是 4 年前的一半多。

在杭州，一家民营三级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医院的接生数比几年前几乎减半。 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一家公立三级妇产科医院工作。 据他了解，现在医院的产房空置率在20%左右。 据刘建刚了解，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楼一妇婴产科全程医生排名，现在已经拆除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产科病房也关闭了一半。

在距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杰文说，他所在科室的接诊量从1500多例下降2016 年增加到去年的 789 人。 “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室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不会好。” 她说。

“去年下乡义诊时，乡卫生院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全村结了婚的夫妻不到20对。” 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她还介绍，馆陶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人口外流现象比较严重。 许多当地男人外出打工，许多女人嫁到外地。

北京市东城妇幼保健院产房区一间双人房。 因配送量下降和疫情防控需要，每个房间只收容一名女性。摄影/记者于冉

王霞工作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孕妇人数也急剧下降。 现在每个月只有30到40个发货量，只有前几年的五分之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缺乏生育意愿外，还与近年来东城区的人口疏散政策有关。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影响明显更多的是公立二级以下医院不如三级医院。 区级妇幼保健院大多属于二级医院，受影响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降的情况下，原本无法在三级医院挂号而去二甲医院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医院分娩了。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表示，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医院受影响较小。 一方面，原因在于这些医院“专精于手术”，形成了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 很多人把专科三级医院作为自己分娩的首选。 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近两年疫情的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加严格，很多人会转向妇幼专科医院分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艳辉对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2014-2019年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情况进行监测发现，“2017年以后，除公立三级、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占用率和产科医生工作量明显减少。”

民营医院方面，段涛表示，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影响最大。 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缺乏优秀的专家团队。 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情况略好。 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成立时间早，具有先发优势。 当时，他们赶上了潮流，因此发展迅速。 再加上他们也有品牌优势，所以还是能挺过冲击的。

更少的工作意味着更少的收入。 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医生的薪酬结构都是底薪+绩效。 王霞说，在产科不景气的前几年，她的工资降了30%左右。 刘建刚也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数字，说有时会被切成两半。

2022年2月23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护人员准备为孕妇监测胎心。图/新华社

张杰文说，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了，先是妇产科，再是妇产科，又是妇产科。 妇产科医护人员近30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科室一妇婴产科全程医生排名，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有的助产士转行了，有的是主治医生以上，到邯郸的医院转行做妇科医生，收入相对会高一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产科的情况调整人员配比。 2016年左右，产科有7名医生，占妇产科的绝大多数。 近年来，随着分娩次数的下降，产科医生开始流向妇科，相差无几。

产科复旧

在出生人数下降的同时，孕妇的平均年龄也在增加。 多位接受采访的医生表示，24、5岁就生的初产妇很少见，30岁左右的初产妇居多。 于亚斌说，首胎年龄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生育风险会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科医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但按照要求，孕产妇死亡率必须降低，这对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排名。每一个孕妇的死亡都需要在城市的行业中进行讨论。所有医院的医生，孕妇接触通过的医护人员也要参加，每次复习都紧张。”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孕产妇的需求，于亚斌还计划建设特需病房，即硬件设施媲美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完善的VIP病房。

2016年2月16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的8天内迎来了352名“猴宝宝”。图/视觉中国

在于亚斌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的是孕妇能否入院分娩的问题。 现在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安心生产的问题。 “这一代的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人睡一个房间，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怎么能容得下八个人一个房间，一点隐私都没有？” 于亚斌说道。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表示将建设特需病房。 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院对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 准备无限归档。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 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家医院都尽力而为。 一年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开展了孕前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工作。 该医院负责本地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 “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需要就诊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复诊等。卫生院希望抓到这些患者，转介到医院相应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 ” 王霞说，“过去患者很多，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那么细致，现在患者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和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也计划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应对产后骨盆松弛和一些并发症。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建立了医疗联合体。 协和医学院的产科医生定期到前医院进行会诊。 一些危重病人需要转诊到协和医院进行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病人就不用去协和医院了。 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接收一些疑难患者。

虽然各地出台了多项三胎扶持措施，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是根源，对分娩疼痛的不明恐惧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愿望之一。 2017年发生在陕西榆林的榆林母婴跳楼事件，是女性对分娩痛苦和风险担忧的极端体现。 为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级医院也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设特需病房时，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 民营医院向来卖的是优质服务，而公立医院凭借优良的病房环境、较低的价格、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会吸引更多孕妇。

段涛认为，医疗是一项重资产投资。 平均一家医院开业5-7年后开始盈利，医疗行业不盈利，民营妇产科领域进入存量竞争时代。 医院数量将减少。

还在苦苦挣扎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扩大业务，要么直接转型。 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医院正在大力发展私人整形、产后医疗美容等服务，一些医院会保留少量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移到口腔科的发展上。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也要向学术转型，提升技术，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另外，以前是增量时代，现在进入存量时代，民营医院要经营好，服务好存量。 客户。 虽然过去很多私家医院都有月子中心和产后康复计划，但并不系统，需要有专业的团队来提供这些服务。

“未来，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会越来越相似，前者开始提供服务，提高质量，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能。” 段涛分析道。

记者/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