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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与全球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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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冷战开始：

政治理性盛行，世界将进入区域化

当前的“90后”、“00后”即将经历一种新型的冷战时代。 冷战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决定论——“敌人支持我们反对全球暖化是世纪谎言吗，敌人反对我们支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纯粹基于经济理性。

“去中国化”正在发生，美国正在迫使中国与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脱钩”。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 即使是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美国人口的1.5倍。 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跨国公司和企业自然要进入中国市场。 在中国这个拥有最多中产阶级人口的国家，其利润自然要远高于美国。 如果你问这些公司是否愿意离开中国市场，他们当然不愿意。

但对美国来说，只有打败中国，打倒中国，中国的财产才能成为他们的利益。 这种非理性趋势已经不是市场话语中可以充分表达的内容，而现在变成了政治划线，而政治划线的结果就是生死存亡。 新冷战这个阶段，根本没有理性可言全球暖化是世纪谎言吗，不仅有经济理性，还有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 那些曾经作为讨论问题出发点的理性原则，在政治划线的新冷战趋势下将不复存在。

现在有学者提议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马歇尔计划”原来是什么？

马歇尔计划的由来是：二战让所有人都残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最终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的前提是1933年的生产过剩大危机，而生产过剩的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普遍的内生矛盾，是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但是，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大量产品，收入非常有限的穷人无法消费，生产过剩爆发了。

由于整个西方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生产过剩已经蔓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重大危机。 那个时候大家危机四伏，产能过剩。 客观上，我们不得不停工停产。 大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危机愈演愈烈。 工业只能转向军事。 也就是大家都想破坏对方的工业体系，然后用自己的工业产品去覆盖对方国家的市场。 这是你的人生。

资本主义工业化走到这一步，只能怪罪于此。 后来人们对此做出了各种解释——谁是正义的，谁不是，这都是后来的意识形态“赢家和输家”包装的一套解释。 这里政治正确性很高，不能反对，暂时接受吧。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二战发生在欧洲，而美国并没有受到二战的影响。 除了日本人袭击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外，还有几艘德国潜艇驶向纽约港，很快就被歼灭了。 所以其实美国本土并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

在欧洲，为了覆盖对方的市场，大家不得不互相打乱对方的产业体系。 于是整个欧洲一片废墟。 于是有了战后欧洲再工业化的马歇尔计划，也就是战后欧洲的复兴。

战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对立集团因战争终于在欧洲战场上形成分界线，各自武装各自的战场国家。 也就是说，当欧洲国家达不到目标，没能用自己的产业去掩护其他国家的时候，结果就被美苏掩护了。 美国以美国的工业能力覆盖了整个西欧，苏联以苏联的工业能力覆盖了东欧。 此后，战后再工业化迅速兴起。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中国1998年的危机应对就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国家直接干预经济，通过政府干预推动国家工业进入基础建设。 中国“基建狂魔”的绰号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现在新的“马歇尔计划”与过去制定的没有太大区别。 无非是举全国之力，把中国的工业化推向周边国家。

逻辑上成立的。 麻烦在哪里？

如果美元体系“去中国化”，把中国赶出美元结算体系，接下来会出现什么问题？ 世界能源、原材料、食品等大宗商品市场均以美元结算。 如果美国把中国踢出美元体系，吃掉中国在美国的1.2万亿美元债务，然后阻止中国收回黄金，迫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变成软货币。 而且人民币不能作为结算工具（目前全球只有不到2%的货币结算系统使用人民币，60%以上使用美元），所以我们将无法在大宗交易市场。

2013年，美国成立1+5。 以美国为中心，几个强势货币经济体联合成一个常态化的货币互换协议体系。 这无异于在金融资本阶段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

2020年危机，美国人开始搞量化宽松的时候，又搞了1+9。 新增9个西方国家。 包括对付中国的前线国家，包括三个北欧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以及中国的邻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最后组成了1+9。

我称这个1+5为金融新核，1+9为金融半核。 共有14个国家与美联储达成临时货币互换协议。 再更进一步，美国立法取消香港自由港地位，中国70%的海外融资就没了。 再加上各种制裁，比如大笔交易，谁用人民币结算，谁就会受到制裁。

此时，如何确保利用新版“马歇尔计划”，将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推广到周边地区？

过去，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铁矿石是我们进口的。 其中，67%从澳大利亚进口。 澳大利亚现已加入美国的1+9体系。 政治上划清界限，与美国坚定站在一起是必然的。 澳大利亚不在乎中国是否停止进口牛肉，那是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新基建如何保障？

我们周围不是资源丰富的国家。 以石油为例，60%以上的石油来自中东，途经马六甲海峡。 如果海峡没有石油，就意味着包括化肥和炼油在内的石油工业都会减少。 那么中国用什么来维修高油耗的大型机械，进行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呢？ 海外供应链没有足够保障，用大量低端产品换来的美元换不来原材料和能源。 基建狂魔能否继续？

最初，中国被卷入了美元体系。 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债权人，才有了G2，谁也离不开谁的说法。 但现在这样的经济理性已经行不通了，美国又把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导权放在首位，传统的游戏已经玩不转了。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面临解体。 虽然是被动的，却是内在的法则。 它最终会区域化。 当然，行业是根据区域便利性进行重组的。

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主要依靠全球产业布局获取利润。 这些企业寻找各种要素成本最低的领域，形成自己的产业布局，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是现在如果让中国断供，中国提供的供应链就会被断掉，这个产业布局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如果美国强行阻挠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就不需要那些不能在中国维持产业升级和产业进步的企业。 既然是敌对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让西方利用我们便宜的要素，制造那么多的污染和环境破坏，造成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为他们提供利益呢？

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伤害。 比如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反全球化运动。 从1994年开始，他们感到全球化给当地原住民社区带来的危机和伤害超过了机遇，于是带着木棍和围巾走上街头。

所以，未来会形成美洲、欧洲、亚洲，这三大区域同时站立。 产业链也将进行区域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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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危机来了：

中国“三驾马车”力量薄弱，客观环境陷入危机

疫情之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餐饮娱乐业相对过剩的投资正在出清。 同样的，房地产也在出清，高房价也维持不住； 被高房价掩盖的高地价也将进入下跌过程，房地产虚拟泡沫将被挤出。 这种清理的成本是巨大的。 多少人的财产都会大幅度减少，更不用说归零了。

资本市场也在出清。

过去过分激进的发展主义堆积起来的各种泡沫，虚拟的部分会被挤掉。 这进而导致大量财产缩水。 这当然会导致消费下降。

我们已经说过，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资源和能源； 消费也有所下降； 外贸也受阻。 过去，传统的三驾马车行不通。

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是客观问题。 随着气候变暖，南极和北极冰盖融化，冰川减少，这当然会导致海平面上升，物理、地理和气候条件各方面都发生剧烈变化。 这是对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 中国处于第三极形成的气候带，处于这些气候带所覆盖的三级地理分布条件下。 我们在历史上作为农业社会存活了几千年，主要是依靠第三极形成的浅层地理资源条件和气候环境条件。

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化，包括大禹治水、良渚古城等不同水系村镇的聚集演化，都与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第三极。

至少在前半个世纪，我们并没有过多关注高消费发展对自然造成的破坏。 这些损害首先并没有直接表现为对人类的惩罚。 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类开始意识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等也开始了类似的讨论。

进入新世纪，气候变暖问题逐渐形成共识。 但正是在这个阶段，引领全球化的世界主要国家带头对这些自然灾害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认为它们是谎言，不予承认，并退出各种国际协定和国际活动。 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或者冷战思维的趋势，这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挑战，按照中央的说法，这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如何才能尽可能规避风险、应对危机、尽可能保障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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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做什么：

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下一步要围绕中央提出的“两个循环”展开。

首先是国际流通。 我们还在努力维护国际大循环，甚至做出一些让步，尽量不让中国原本在国际大循环中形成的原材料、能源等供应链被打破。 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拥有国际循环。 但必须有另一只手：国内循环。

国内流通呢？

经济不会止步于一种模式。 如果我们从乡村建设的角度出发，继续鼓励和支持不同的村庄创新多元生存体系，我们就能在全球大变局中不断征战。

面对疫情和逆全球化带来的重大挑战，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如何练好内功，打好基础？ 我们能否在不抓住这个压舱物的情况下迎接挑战？ 不能。

中央也早就提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行过去的规模化产业化方式是不会成功的。 批评始于2018年，认为过去的发展是粗放的数量增长。 以后要改成质量效益增长。

这些东西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为什么说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 因为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正是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形成的教育体系。 那个教育系统的知识和那些教师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经验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形成的。

在中央政府一再强调改革的同时，地方政府仍在进行集中村庄、大面积征地等操作。 他们仍然无法摆脱过去维护资本利益集团的经济发展模式。

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考虑向西方的“转型城镇”学习。

上一轮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需求下降，进而演变为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减缓了欧洲的发展步伐，迫使欧洲国家不得不启动转型城镇。 比如在意大利，行道树有多种，甚至果树也沿着行道树种植。 让它成为一个食物森林。 统一的绿化草坪也变成了市民菜园。 上一轮危机发生时，更加关注绿色主义的欧盟国家已经做出了调整。

古巴也是一个例子。

古巴也因突然断电。 过去，古巴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食糖，也是单一经济体。 苏联突然解体，再也不需要古巴提供糖了。 美国趁机封锁古巴。 原来，苏联停止向古巴提供汽车、拖拉机等工业设备。 没有国家再向古巴提供食物。 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天只能领到两片面包和三个香蕉。

幸运的是，古巴地处热带，生态资源恢复得很快。 古巴利用热带气候条件和生态资源的全面恢复，直接进入生态农业，一步步走向生态。 几年后，古巴被联合国评为生态模范国家，反而成为领先国家。

这种区域化，重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方式，就是“本地化”。 什么是本地化？ 那些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追求的是“本土化”。 他们把原来的全球化直接改成了glocalization，“全球本地化”。 中国现在恰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三要素回归。

我在三农问题上已经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长期净流出，一定会下降。 最近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些农民。 他们其实是之前在城里投资过一些小生意或者服务行业的小老板。 现在清理完毕，他们将带着剩余的财产返回乡下。 还有很多农民工会继续失去工作，遣返的会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变成了宝。

那些具有一定城管作风或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经过锤炼的农民工陆续归来，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回归。 这些老板们带着他们清算后剩下的钱米回来了，这就是资本的回归。 现在在疫情的冲击下，至少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开始回流，新要素市场的建设开始了，这恰好是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三要素回归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素，比如大数据、电子商务、WiFi在线系统等，以及一些可以直接与文化产业结合的创新。 例如，陕西某村将作坊文化包装成当地的旅游特色。 现在三要素回流了，有条件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比如加工、购销、金融、保险等。 合作社成立后，既可从事合作金融，又可解决自有资金需求。

在农村出现发展机遇的同时，教育体制也在发生变化。 它不再像1990年代以来那样盲目崇拜外国。 美国的东西只要好，只要海归回来，肯定是高薪高位录用。 经过20、30年的歪斜发展，终于一点点回到正轨，难能可贵，希望他们继续调整。 现在拨回一点什么？ 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是小学必修课。 城市里没有自然教育，只好下乡。 所以农业具有教育功能。 参加农业生产叫劳动教育。 当“三改”改革推进、新型集体经济改造、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时，将更有条件承载各类新业态创新。

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在思考人类社会将发生哪些变化、如何应对时，既要考虑这些重大因素，又要着眼于微观世界，着眼于自身。 从你自己开始，从你身边的小事开始，从你的家人开始。 面对本土化的发展趋势，每个具备这种本土化创业能力的人，都能在乡村建设中找到创业创新的机会。

执行主编 | 张玉曼

主编 | 王一兵

顾问 | 葛继炎